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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家学者聊“双创”:全球科技创新生态十大变化
发布时间:2016-02-18




在我们过去的印象中,科学家往往是白发苍苍的老者形象,他很有想法,很有想象力,动手能力也很强。比如爱迪生,为了做一个灯泡,一次次地试验材质,试出来了,灯泡也就做出来了;然后是筹钱、办工厂、商业化、赚钱,然后再打官司,最后把钱都赔进去,一辈子就这样过去了。

然而在今天,科学家凭兴趣搞创造的时代已经过去了。首先,从美国的科研与商业现象来看,做科研的科学家往往是在学校的科学家。过去,他们在联邦政府的资助下所做的科研专利并不能获得商业化的应用。然而,1980年,美国国会通过了《拜杜法案》后,曾经的那些沉睡的被“束之高阁”的专利技术,逐渐通过工业化进入商业应用。

其次,市场化的需求一端,也在牵引着科学家的精力与兴趣。相关企业会邀请科学家到企业工作,再把问题带回实验室里,让科研与生产相互配合,使得创新不再是盲目的,不再是凭兴趣的,而是目标非常明确,非常具有针对性的。资本、决策、判断与需求的牵引融为一体,每一项创新研究的背后都与市场需求的驱动密不可分。“发明创新”不再是一个人灵机一动的创造,创新产品都不是偶然出现的,而是经过大量努力,通过商业化驱动进行的科研创造。

科学家包办的时代已经过去了。大家知道,发明创造CDMA技术的是一位女明星,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商业化路径,最后只能够继续做女明星,无法成为靠科学发明致富的企业家。

第三,在商业化产品以后,科学家占大头的时代也过去了。从当下的数据来看,从发明到产品,发明专利仅占产品收成的百分之二;而每一元钱的科研成果背后要有一百元钱的商业推动才能付诸实现,转化为商业化的产品。

第四,依靠一套企业治理结构完成整个商业化链条的时代也过去了。靠一套公司治理的方式就把产品从无到有,从一个理念,一个科学的想法变成一个时代的产品,进而完成商业链条的时代也过去了。科学家的占比在慢慢稀释,原来的公司体制和治理结构处在一个动态变化过程中,这也是一个需要动态摸索的过程。如何让科学家心甘情愿地接受一个股权比例低得多、但绝对收入大得多的结果,是一个动态摸索的过程。从这一点看,中国的企业家,中国的投资家应该尽早走到国外去,尽早发现这些商业机会,“早一点走出去,早一点看清楚”。

第五,靠财务投资坐享其成的时代过去了。仅仅投钱就想坐收所有渔利的时代过去了。见到一个技术,把钱投进去,当然会长大。但是,可以长多大?这是投资人自己努力的结果,早期投入的人有一份责任,自己是一个自变量,为了使它可以长得更大,我们需要有战略眼光的投资,因为战略投资可以帮助我们,帮助这些科技发明,重新定义其盈利空间,重新定义盈利的分配方式,让它有一个更大的生长空间。

第六,仅仅靠细化的创新时代也已经过去了。比如治病,我们今天的想法是发明针对疾病的药物,但将来可能是通过基因技术来预防和治疗疾病。比如教育,我们今天的想法是,如何把课程讲得更细致,让同学把书背全。但再过一些年,教育方式发生了改变,不是这样教书了,那时学生所需要的知识与方法不再是我们今天所讲授的了。因此,在创新时代,我们要靠全新的技术,这同样需要走出去看。

第七,靠法律来保护知识产权的时代过去了。我们在美国参观了一个企业,叫做1366,这个公司的名字不起眼,他们所做的产品是太阳能硅片。传统的硅片就是一大片硅,用金刚石像切豆腐一样切割。在切割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废料,这个公司有一项核心技术可减少或利用这些废料。这个技术如果仅仅靠法律保护,将来谁偷走这个技术就上法庭打官司,这是没有用的。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平台,一个生态来保护这些专利技术,这一点需要国家的政策支持。

第八,仅仅靠燃料加工的时代过去了。在过去,我们中国人只管制作,处在制造业的较低层次。但今天,在“积木式创新”的浪潮中,中国自己的优势应当被把握和发挥:我们能够发明创造,我们有一个巨大的市场。整个发明创造的过程,所谓“创新”的过程,我们不仅仅承担燃料加工的角色,我们还可以进行技术创新,进行应用创新。

第九,依靠简单模仿的时代也结束了。在全球化时代,依靠简单模仿已经无法生存了。因为信息不对称的障碍已经基本上被消除了,别人有什么我们都知道,我们做什么人家也知道。所以,我们必须早一点出去看,避免重复,避免闭门造车,要早一点出去了解国外的发展情况。

第十,靠政府主导的时代同样过去了。从前,我们发现一个好的产业,就依靠政府来牵引发展。但我们看一下今天美国的创新企业,那些在做惊天动地发明创造的企业,往往都是在毫不起眼的地方默默工作着。这些企业有两个特点,一是它开始的时候很小,二是它长得很快。它很小的时候,政府看不到它;它长得太快,政府来不及反应。所以,我们的建议:一让资本来识别,让资本来牵引,因为他们用自己的真金白银来投资,他们更敏锐;二是让企业家来主打,因为中国具有应用创新的优势和制造业的优势,最适合进行大规模量产;三是让政府来消除障碍,深化供给侧改革,那就是降低税收、削减管制、以及促进企业家创新。

(来源:《中国青年报》,作者:薛兆丰,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、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席主任)